老屋_5

掐指算来，迁入新居已经十二年了，可我总是不能忘记那座童年时居住过的老屋。说来也怪，在新居生活或者在外漂泊的这些年里，凡我梦到回家的场景，所回的总是那座简陋而温馨的老屋。

记忆中，我家的老屋外观上并没什么特别之处。它是七、八十年代关中平原常见的那种土木结构的“人”字型屋脊大瓦房。老屋面北背南，占地面积不大，但它是我们一家七口人避风躲雨的港湾。

推开两扇黑漆斑驳的木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大院，院子终年干净平整，没有一丝苔痕。院子西边靠墙根处长着一棵桶口粗的梧桐树，树冠繁茂，有如一把撑开着的大绿伞，几乎笼罩了整个院落。仲夏之夜，这梧桐树下便是我们一家人乘凉的好所在。那时，我总会躺在母亲的怀里，听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或者让她陪我数天上的星星。院子东边是一座偏厦，这就是灶房。说是灶房，却连带了一间小房，小房间里有个土炕和灶膛相接，好似一个连通器，只要一做饭炕就会热起来，若在冬天，一整天炕都是热烘烘的。记得，就是在这间连带着锅灶的小房间里，父亲给我做入学前的启蒙教育——他教我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，领我跟他我背诵唐诗，让我认哥哥姐姐们历史课本上英雄人物的画像。

院落的正南面是三间大瓦房，中间是过道，两边是卧室，这就是正房，是老屋的主体建筑。听父亲说，当年盖房子时，他还是三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年轻力壮。为了节约开销，他在生产队上工之余一个人用架子车从村北的土壕里拉土，一个人夯墙；为了弄到既便宜又结实的木料，他和我表哥忙省到秦岭走了一遭，那天，他们选好木料要下山时天色已经黑实，就只得在深山老林里露宿，结果半夜里父亲突然受了风寒，肢体僵硬不能动弹，山林里风声呼呼，乌鸦乱啼，我忙省哥吓得不知所措哭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正巧有一个姓雷的乡党开着一辆拉着砖头的拖拉机从山下经过，才把我父亲、忙省哥以及那些木料捎带了回来。

正房过道右边的那间房是上房，是父母的卧室。上房里面的摆设很简单：一个土炕，一个卧式衣柜，一个缝纫机，一个立式药柜，其中很引人注目也很令我怀念的还是那台十二英寸的“海燕牌”黑白电视机。在我看来，那台电视机当年是我们家很贵重很有趣的一件家档了。因为，在那个年代电视机的普及率很低，我们村里只有两台：一台是村委办公室的，另一台是私人家里的。为了看电视，我和哥哥每天晚上连饭也顾不上吃，没等太阳落窝就赤着脚丫，光着膀子，和村里的孩子们早早守候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门口了。只要门一开，我哥俩就连颠带跑冲进去抢地盘，双腿席地而坐，极力瞪大双眼，看得极认真、极执着，连广告也不放过。反正是不看到电视没图像是绝对不会回家的，而每次回家来都是满身尘土，脏不兮兮的，手也不洗便遛到厨房里，掀锅盖、开橱柜，到处搜摸吃食。为了满足我们看电视的强烈欲望，父亲便买下了那台电视机。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傍晚，我和哥哥从学校刚回家，还没进门三姐就说今天父亲买电视去了估计差不多快回来了，我哥俩一听连书包也没放就争先恐后，撒腿向村口跑去……

过道左边的那间房子是我和哥哥的卧室。这个房间的布置很是简单，除了一个土炕和一张四兜桌之外好像再没有别的东西了。在这个房间里曾发生过好多事情，但记忆很深刻的是那年冬季，有一个晚上我和哥哥闹着玩，不知是因为什么事，我像骑马一样骑在了他的脊背上，正在我得意的时候被父亲瞅见了，父亲十分恼火，叫我立即滚下来，我没听话，父亲就把我拉下来收拾了一顿。我是家里很小的孩子，一直很受父母宠爱，结果被父亲破天荒地揍了一顿，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，想不开就在半夜三更偷偷跑出了家门，害得全家人半夜里拿着手电筒端着煤油灯满村里找。很后，将近天明时分，父亲在一个玉米秆柴垛里找见了早已冻得瑟瑟发抖的我……现在，每每想起这件事，心里仍然感觉很是惭愧，当初真不该错上加错，害得自己受冻不说，连一家人都不得安生。

正房的南边是后院。后院一半是猪圈，一半是牛棚。记忆较深的是那间牛棚，这个牛棚里曾喂养过一只奶牛。那只奶牛刚到我家时还是个小牛犊子，为了养它，夏天，我们姊妹五人经常去渭河滩上割草；冬天没有草，我们便给它铡麦秸秆吃。经过细心的照料，奶牛也一天天长大了，但脾性却愈来愈烈，经常会挣脱缰绳满村子里疯跑，赶又赶不上，挡又挡不住，可把家里人给折腾惨了，父亲一气之下便把它卖了，辛辛苦苦喂养了一番，到头来却连一滴牛奶也没喝上，为此我伤心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。

……

到了九十年代初那会儿，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好了起来，对住房的要求也开始讲究了。于是，村里的几个“万元户”就拆掉了土木结构的老屋，盖起了红砖小洋楼。接着全村就掀起了盖新房的热潮。在我们村，我家也算是很早扒掉老屋，盖起新楼的那一部分“万元户”中的一户吧。

拆掉老屋的那一年，我十二岁，小学毕业。

1999年12月于咸阳